時至今日，我依然不認為這場新型冠狀肺炎有其特別性，這也是一直沒有寫關于這次新冠肺炎相關文章的原因。請注意，我只是在說這場疫情的普通與平凡，并沒有說它不嚴重，我當然承認這次事件的嚴重性，當然看到了無數鮮活的生命在這場事故中遭受的令人悲痛的罹難，但我們必須承認這次疫情與以往任何人類歷史中的災難并無不同，它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過無數次，以戰爭、瘟疫、洪水、地震、思想運動等不同的名字出現，而且在未來依然還會繼續發生。
沒錯，依然以不同的名字，同樣的形式繼續發生，而人們的反應和看法也依然會一如既往。
如果一定要說這次災難與以往的差異性，我想唯有一點，那就是這場災難發生在如今這個時代，發生在一個網絡信息化極度成熟的時代，這意味著我們在第一時間了解到這次疫情情況的同時，也可以聆聽到任何一個角落對此發出的聲音。當我們同時聽到這千千萬萬個不同聲音時、當所有人以一個觀察者+參與者的身份存在時，其吊詭性就出現了。
那些溫馴的面容變得猙獰，那些冷靜的心緒變得狂熱，那些平凡的事物變得崇高，那些理智的雙眸變得盲目，那些常識的認知變得顛覆，那些親密的關系變得遙遠，那些熟悉的規則變得陌生。
在這一時刻，這個世界看似面目全非，其實卻是本相畢露，那些恐懼、貪婪、自私、狹隘、無知、空洞都一覽無余地暴露在白日之下。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里闡述的一些論點是“反社會”的，某些人看完一定會勃然大怒，但其實這些看法并不是什么新鮮開拓性的論點，甚至可以說已經是老生常談。我并不想對此作出過多的解釋和辯護，因為闡述這些基本性的“常識”對于很多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來說已經是浪費時間，而對于那些混沌無知的人而言，你說什么他們都不會接受，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對新鮮事物的接受力與思辨力，永遠停留在原始思維。
人們總覺得讀史可以避免重蹈覆轍，但如果歷史讀的夠多的話，就會發現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因為幾千年來進化的是科技卻不是人性，人性內核一旦在遭受到外界沖擊后，自然就會剝離被文明粉飾的外殼，展現出最原始、最真實的面目，這也就是歷史總是不斷輪回的原因。如果你去詳細了解過中外歷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災難，無論是十字軍東征、中世紀黑死病、西班牙流感、切爾諾貝利事件、埃博拉病毒、神戶地震，你都會發現這次新冠肺炎你所經歷的一切都是前人所經歷過的，哪怕是在一些虛構的作品中，你也可以窺見這類事件的始終。
在這次疫情中，有兩部電影被反復提及，一個是韓國導演金成洙的《流感》，一個是美國導演斯蒂文索德伯格的《傳染病》，兩部電影用不同的手法為觀眾呈現出了一場疫情中社會、國家、個人的真實反應，舍棄某些經過加工的戲劇沖突，你完全可以將這兩部電影當做一個紀錄片去觀看，這次疫情如今還沒有結束，但電影已經結束，我甚至惡作劇地猜想會不會有某些“先知”會以電影情節去預測事件的發展。
《流感》是標準的商業娛樂片，以災難片+驚悚片的題材為我們呈現出一場流感在韓國引發的動蕩。為了符合災難片的敘事節奏，流感在其中被設置為極高傳染率與高速爆發性，感染的人往往很快就不治身亡，韓國政府為此采取了一些緊急甚至極端的措施進行應對。剝離其中某些劇情需要的娛樂因素，你會發現很多疑惑都可以在電影中得到印證。
在疫情最初，很多人批評武漢政府對于疫情的披露不及時，而后武漢市長周先旺先生在一次采訪中回應：對于疫情的通報要符合《傳染病防治法》，作為政府必須得到授權后，依法披露，引起民眾對這一說法的巨大質疑。在《流感》中，你可以看到韓國總理對于這一事件的態度，在議員提出要將事件對外公布時，韓國總理如此回應：“人類在危機面前是無法冷靜的，如果宣布了，人們就鬧翻天了，反而比病毒更加可怕。”
沒錯，比起流感也許民眾的恐慌會給這個社會造成更大的災難。
所以我覺得在大家質疑武漢市張周先生對事件披露是否及時時，更應該思考的是周先生對疫情披露的時間點沒有使其造成更大的傷害（這種傷害包括病毒的傳播和恐慌會引起的動蕩）？
當然這個問題不會有答案，因為我們沒辦法去證實另一種可能性，可是往往思考的方式與寬度比答案更有價值。
對于傳染病的控制手段，自古以來最有效的就是三種方法：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
武漢封城，無疑采取的是控制傳染源的手段，可是由此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對于武漢市未被感染的人群來說，是不是存在巨大的危險性？如果隔離措施不當，會不會在武漢市內交叉感染造成更多的病患？（這也是日本撤僑官員因為隔離不當導致一人染病而自殺的原因。）
那么進而又引出了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如果承認封城會對一定健康的武漢市民造成危險，那么此舉是否有悖倫理？武漢市民是否存在被迫地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我們由此可以想到那個著名的道德困境——電車難題：在失控的火車軌道上，你是救一個人還是救五個人？人命可否以數量去衡量？
在《流感》這部電影中，ZF 官員將病毒高發地盆塘區進行封鎖隔離，設置治療檢查大本營。但單方面推行的隔離措施引起醫生和民眾異議，醫生反對此舉認為如果將感染者和可能感染者放在一起的話，感染速度會急劇上升，感染率百分之五十的病毒會造成20萬盆塘市民喪生，韓國總理對此回答：“如果不采取此舉，則會造成韓國人民（5100萬）的百分之五十喪生。”
韓國總理選擇犧牲一部分盆塘市民來守護整個大韓民國，韓國總統得知此舉時反問道：“難道盆塘市民就不是大韓民國的國民么？”
正如前文所言，這是自古以來的道德困境，注定不會有一個所有人都認同的答案，前一段時間引起媒體激烈討論的《奇葩說》議題：“在一場大火中，是救一幅名畫還是救一只貓？”正是對于電車難題的改編延伸，李誕在節目中持反方觀點，他認為應該救貓，在其辯論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正是這些為了一些宏偉的事業、遠大的目標而犧牲別人的人，頻頻地讓我們這個世界陷入大火。”
李誕的說法也許在這一事件中并不適用，甚至很多人都會認為對于封城這一行為完全沒有探討的必要，所謂的探討在嚴峻的形式面前只是書生式的迂腐和優柔寡斷。但持如此說法的人，那只是因為你不是“城中人”，你只是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我想說的是，對于這類問題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但對于這類問題的探討，卻正是人文主義建立的基石，而只有人文主義的建立，“人”才為人。
與《流感》偏重商業娛樂片不同，《傳染病》則更為嚴謹、客觀，片方請來了哥倫比亞大學感染和免疫中心的教授作為電影的醫學顧問，學術般地為觀眾科普了病毒傳播過程、基本傳染指數等一系列科學問題。擅長群像式拍攝手法的導演斯蒂文索德伯格，在這部電影中更是為我們呈現出了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職業的人物在面對疫情的真實反應，其中有冷酷的政客、前線不幸染病的醫生、投機的商人、無人問津的患者...... 千姿百態的眾生相躍然紙上。
其中有兩個細節特別值得玩味，一是勞倫斯費仕伯恩飾演的疾控中心負責人奇弗醫師，得知病毒的高危性后，在公布疫情前夕將消息透露給自己的女朋友讓其盡快逃離芝加哥，而因此遭受到“利用職權為身邊人謀利”等一系列指控。
這使我想到了李WL醫生事件，2019年12月31日李WL在意識到新冠肺炎的嚴重性時，在武漢大學臨床04級班級群里發布消息說：“華南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冠狀病毒”，提醒同為臨床醫生的同學“讓家人親人注意防范”。三天后，他因“在互聯網發布不實言論”，而被轄區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訓誡。2020年2月7日，醫生李WL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經全力搶救無效去世。
至此，全網一片嘩然，指責武漢市相關部門未對其言論有所重視導致了“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犧牲及疫情的大面積擴散，那張訓誡書也將相關部門永遠地釘在了恥辱柱上，李文亮醫生由當時的“造謠者”變為了可敬的英雄。
但是，在我們緬懷李醫生的同時，卻有幾個問題該思考：李文亮醫生到底是不是造謠者？相關部門的訓誡是否合理？李文亮醫生到底是不是英雄？
如今看來，李醫生當然不是造謠者，他以一個專業醫師的身份第一時間對外發出了警告。但是試想，如果在另一個時空、在一個病毒存在并在起初就得到有效控制的時空，李文亮醫生對民眾而言還是不是造謠者？
而對李文亮醫生的訓誡，相關部門公布的通告如下：“一些網民在不經核實的情況下，在網絡上公布、轉發不實信息，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公安機關經觀察核實，已傳喚8名違法人員，并依法舉行處置懲罰。”
從通告上看，如果是在當時疫情未被權威部門證實的情況下看，李醫生被有關部門訓誡確實合法，這也是避免社會秩序造成影響所采取的必要舉措。正如前文所言，在某種情況下，哪怕信息屬實，但民眾恐慌所造成的危害也許會比病毒更為嚴重。可是相關部門的做法雖然合法，但是否合理？對于一個專業醫師于班級群聊天所發出的內容，其舉措是否過于敏感、武斷？
而且從通告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出，李文亮醫生是在“網絡上發布不實信息”，前文有所提及李醫生發出警告的群是武漢大學臨床04級的班級群，也就是說是他的私人同學群。這也引出了第三個問題，在私人群對親朋好友發出警告的李醫生到底算不算英雄？
那么進而又將引出一系列的問題：英雄的定義該是什么？我們為什么需要英雄？今世還值得英雄出現么？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傳染病》這部電影中另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則是關于發國難財的事件，裘德洛飾演的獨立記者，與藥商勾結后在其博客上大肆宣揚存在病毒特效藥——連翹（一種中草藥制品），導致市面上的連翹被搶購一空，甚至在某些藥房引發暴行。這部神預言的電影很難不使得我們想到前一段時間的雙黃連事件，而更巧的是雙黃連口服液的成分中恰好正有連翹。
1月31日晚，人民日報于微博發表“31日從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獲悉，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引發全國對雙黃連口服液的搶購，甚至雙黃蓮蓉月餅也被搶購一空。
在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與民眾的愚昧。
很難想象這么荒誕的事件竟然源于最權威的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如果官媒傳遞的信息都無法做到真實準確，那么民眾又該靠什么獲取信息、信任又該如何依靠？而且在這樣一個話語權被掌控的機體下，如果官媒的公信力喪失，則會導致民眾對一系列媒體、學術機構等都喪失信任。
以此觀之，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一下新聞自由與新聞道德？
而對于第二個問題，民眾真的如此愚昧么？
是的。
在古斯塔夫勒龐貝的《烏合之眾》一書中提出，群體的形成意味著個性的消失，展現出一致性的低智商、情緒化、盲目性，所有人都屈從于一個群體性的目標和價值觀，哪怕這個目標再為荒謬。
在這次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官媒報道后，所有人都在議論雙黃連口服液，暗示性在此產生、群體就此形成，原本作為個人的獨立意志和理性也隨之喪失，所有人都在以雙黃連口服液為最終目標，無意識的人格在此時起到指導性的作用，進而表現出一致性的狂熱、愚昧、沖動等特征，鬧劇就隨之發生了。
《傳染病》中出現了在藥房對連翹的打砸搶的行為，幸而在雙黃連搶購的事件中此類行為并沒有發生，但不要以此錯誤的認為本國國民具有更高的文明性，在我看來只是僥幸，還記得釣魚島事件中街頭對日系車、日料店的打砸搶么？
在另一部與疫情相關的巨著《鼠疫》中，加繆對人性的愚昧有過另一番表述：“人世間的罪惡幾乎總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惡意一樣造成損害。人有無知和更無知的區別，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厭惡的不道德是愚昧無知，沒有遠見卓識就不會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愛。”
我們在這次疫情中聽過、見過太多愚昧，雙黃連事件只是滄海一粟。
傳聞說，這次疫情是武漢實驗室小三上位故意泄露，于是人們開始謾罵權貴；
傳聞說，抽煙和煙花爆竹能防止肺炎，于是人們拼命吸煙；
傳聞說，病毒緣起是武漢人民吃蝙蝠，于是人們開始攻擊武漢人民該遭天譴；
傳聞說，動物可以攜帶病毒，于是相關社區、組織便開始捕殺貓狗......
人們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出了空前的無知和狂熱，在其中最令我憤慨竟然是捐款問題，本是善意的捐款在此時卻淪為了做人的“義務”和道德的“檢視”，捐款的人高尚，不捐款的人卑劣；捐多的人高風亮節，捐少的人厚顏無恥；捐的傾家蕩產的人流芳百世，捐的留有余地的遺臭萬年。
真的是令人瞠目結舌。
在探討捐款問題之前，我們必須理解另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叫做“稅收”。稅收是指國家為了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滿足社會共同需要、按照法律的規定，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強制、無償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規范形式。 它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來源，其職能主要用于國防和軍隊建設、國家公務員工資發放、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科學研究、醫療衛生防疫、文化教育、救災賑濟、環境保護等領域。
看到這里我想已經不必再過多解釋，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作為一個依法納稅的公民，已經履行了對國家的義務、已經做出了對救災的貢獻，完全沒有必要再進行捐款。那么捐款是否還有意義？當然有，但它只應該有一個意義，那就是善意的表達，對，只是如此，完全不該摻雜其他任何附加價值，這也就是佛家講究的財布施。
而且我們必須明白，主動表達善意和被呼吁表達善意甚至被要求表達善意是完全兩個性質。可如今我們看到的現狀卻面目全非：某些組織厚顏無恥地募捐、相關企業部門對職工的強捐、民眾對公眾人物的逼捐等等，捐款已經淪為某些人別有用心的工具。
而且對于捐款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值得思考的點是，助人為樂和助紂為虐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從某種角度上看，給災區捐款和給路邊乞丐施舍錢財是一個性質，在《暗訪十年》這本書中，作者針對乞丐問題寫道：“任何一個乞丐，沒有加入丐幫組織，是完全不可能在城市乞討的，給乞丐錢，只會縱容這種好逸惡勞，不勞而獲的思想。那些一直懷有“愛心”，給乞丐錢的“善良”之人，因為你們，城市里的乞丐越來越多，而遭受采生折割的兒童，也不斷出現。助紂為虐，與謀財害命何異。 ”（請注意，這里談的問題是針對錢款，而并非物資。）
對于《暗訪十年》作者提出的觀點，我們見仁見智。
最后，我想再聊聊這次疫情中的歧視問題與個體的關系。
新型冠狀病毒于2月11日被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正式命名為“SARS -CoV-2(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冠狀病毒2型）”，而在此之前，在國際上僅稱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或中國冠狀病毒、武漢冠狀病毒。這也曾引起了民眾的熱烈抗議，指責其叫法存在歧視性。
在我們看到華人脆弱的玻璃心時，也該思考一下個體定義與歧視的關系。
我們在糾結他國對新冠病毒的叫法時，頓時化身為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可是卻忘了我們前不久還在疫情爆發時，對封城前夕出逃的武漢人一片詛咒謾罵；運往重慶防控中心的口罩，被大理在中途截獲強行征用；某小區擔心病毒傳入，禁止醫護人員下班回家......
可能在所有人都人人自危的時候我們才會發現，什么才是世間最準確的存在單位。
在種族中，白種人歧視有色人種；在國家中，歐美地區歧視亞非地區；在財富中，有錢人歧視窮人；在中國內，北上廣的人歧視“鄉下人”、南方人歧視北方人、漢族歧視少數民族、村東頭歧視村西頭、小兒子歧視大女兒....... 我們從人種、洲際、國家、地域、職業、財富、民族、宗族一路走到最后，發現“種族歧視”以各種變相的方式無所不在。
在己身利益遭受觸犯時，我們總是很容易遺忘不久前我們還堅信擁護的一些事物與概念。如此看來，世間或許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體”，人與世界的關系只有“我”與“他”之別。
那么，作為人的個體才是世間最準確、最真實的存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所謂的“集體”、“共同體”、“黨派”、“公司”、“學校”、“民族”、“國家”，實際上都只存在于想象當中，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對于這一概念進行解釋：“
第一，這個共同體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分散的、相互沒有個人聯系的，但他們能夠通過各種媒介“想象”出一種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整體；
第二，這個共同體在空間上是有限的，它一定是有邊界的，因為在它之外存在著其他類似的共同體，由這個邊界就產生出“主權”的概念；
第三，這個“主權”的概念是至高無上的，它并非只是狹義的領土主權，而是這個廣義的共同體作為集體本身就有一種基于想象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第四，想象的共同體”是一種想象中內部“平等的社群。”
有些晦澀？好，我們再來看看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提出的對想象共同體的判斷方法：
“怎么知道某個實體是否真實？只要問問自己它是否會感覺痛苦。放火燒了宙斯的神廟宙斯不會感覺痛苦；歐元貶值，歐元不會感覺痛苦；國家在戰爭中遭到擊敗，國家也不會真正感覺到痛苦。然而，如果士兵在戰爭中受傷，他確實會感覺痛苦；饑餓的農民沒有食物可吃，會感覺痛苦。這些實體，則屬于真實。”
是的，很多你一直秉持、堅信的概念和事物，或許一點意義也沒有。
如果看懂了這個概念，則相應的會引發出很多問題：
民族主義有沒有合理性和正當性？
個人出于他們無法控制的原因而“生為某人”，就一定要終身背負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嗎？
它應該規范、要求其成員無條件的服從并在某些境地作出犧牲嗎？
在虛構想象中高談更為扯淡的榮耀、崇高、光輝、偉大、神圣..... 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挺虛無，挺有意思。
聊到這里也差不多了，這篇文章陸陸續續寫了很久，但到最后依然并不完善，因為想說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但很多東西又沒辦法詳盡、準確地表達出來（原諒我筆法的拙劣），其實我知道寫這樣一篇文章除了再次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一點意義也沒有，作為七千字的長文，相信是沒有幾個人有耐心一直看到最后的，但沒有關系，因緣際會，隨遇而安。
曾經和一個傳說中很牛逼的茶者聊天，我問了她很多關于普洱茶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過于刁鉆，類似于“矛和盾”的問題，但并非存心刁難，確實是我心中的真實疑惑。她當時神色有些不悅，有些問題未予回答，最后以一個長輩教訓晚輩的姿態對我說，我的知識體系太混亂了，應該看一點大部頭的書籍，應該建立“Basic Knowledge”——基礎知識框架（是的，當時她說的就是英文）。
其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Basic Knowledge”？前不久一個朋友給了我答案，這也是我這篇文章通篇都在闡述的一個概念——開放性。
沒錯，開放性——對一件陌生事物或概念的接受度、思辨力、寬容性。
